第一节　以赤峰和上都为中心的蒙汉墓葬

金元之际，北方地区战乱频繁，南下的蒙古铁骑带来了强烈的文化冲击。作为北地草原和燕云汉地之间最为重要的过渡地带和文化中心，内蒙古东南部和辽西地区成为这种冲击最先波及和影响的地域。赤峰和凌源地区的蒙元壁画墓在沿承辽金旧制的基础上，出现了“蒙古化”倾向的新因素；而上都则作为蒙汉混居之地，集中体现出不同族属在葬制上的相互交融与文化互动。这一阶段该区域的墓葬文化，体现出沿革并济的复合面貌：蒙汉这两个文化群体在本持各自故俗的基础上，选择性吸收着对方的文化因素，并根据自身文化传统对其进行相应的变通，展现出墓葬文化面貌的交错与涵化。

一　以赤峰为中心的壁画墓

长城以北地区发现的蒙元壁画墓数量不多，但保存较好，是研究长城以北墓葬装饰题材和空间布局的重要资料。目前所见墓例主要分布于内蒙古东南部，尤以赤峰一带最为集中，元宝山[3]、沙子山[4]和三眼井[5]等地先后发现了四座壁画墓，另于翁牛特旗[6]和凉城后德胜[7]各发现一座墓葬。而辽金阶段壁画墓集中分布的朝阳地区，在蒙元时期则甚少发现此类墓葬，目前仅于辽西凌源发现一座彩绘石室墓[8]。长城以北地区所见蒙元壁画墓无论在墓室结构还是壁画内容上均有统一规制：墓室形制全为近方形砖石室墓，多数有阶梯式墓道，墓顶为穹隆顶。壁画内容也体现出固定的组合模式：以墓主人夫妇并坐图或屏风、床榻为中心，左右两侧对称分布侍奉、游猎、宴乐和孝行题材，墓门内或甬道两侧多绘出门吏和出行图[9]。

今赤峰市的绝大部分地区，在蒙古帝国时期同属弘吉剌部特薛禅子孙的封地。公元1214年成吉思汗发布了敕封弘吉剌部特薛禅家族封地的诏旨：火忽的封地大致在今老哈河和西拉木伦河之间，包括今赤峰市的巴林左旗、巴林右旗、翁牛特旗的大部分地区；唆鲁火都的封地大致包括今赤峰市翁牛特旗南部和赤峰市松山区的部分地区。在这种历史背景和地缘文化下，赤峰周边的蒙元壁画墓很自然使人度测其与弘吉剌部特薛禅家族是否存在直接或间接的渊源关系。

也正是出于这种考虑，加之“蒙古衣冠”的人物壁画，这批墓葬材料自刊布以来，即被视为蒙元时期蒙古贵族或官员墓葬和蒙古人汉化的重要佐证，壁画中人物蒙古化的衣冠配饰，也成为研究蒙古族物质文化和民族传统的重要资料。无论是墓葬发掘者还是研究者，大都倾向于将这批墓葬所属人群划归为蒙古族。然而，综合考量墓室营建、壁画布局和出土器物，并参考同区辽金墓葬进行长时段观察，我们或许会对这批墓葬的族属问题有新的认知[10]。下文将综合勘考壁画布局、墓室结构、葬式葬具与器物组合对这批壁画墓进行系统梳理，并对其渊源传统和族属问题展开再思。

1.墓壁装饰：传统模式下的局部变化

长城以北地区墓葬壁画在人物表现上具有明显的蒙古化风格，但并不能就此断言其墓主的蒙古族属。人物形象毕竟只是构成图像主题的“模件”，统属于一套完整的图像题材或场景。事实上，如果忽略人物衣饰装扮的细节，这些墓室图像无论是在整体布局还是内容题材上，均与同区辽金墓葬壁画一脉相承，是一个沿承有序的发展序列。鉴于赤峰与朝阳周边的金代壁画墓发现极少，我们或可援引11世纪晚期的辽代壁画墓资料作为补证，同时结合朝阳地区有限的金墓资料作为参比对象，探讨长城以北地区蒙元壁画墓的文化渊源。

赤峰、朝阳一带曾属于辽畿内地区，金代亦处于女真人统治核心，墓葬面貌上兼具汉人、女真和契丹等多元性文化传统。在经历了辽金时期不同族属的文化融合之后，墓葬壁画体现出融通南北的特点：在整体布局上借鉴了长城以南墓葬壁面装饰的表现形式，又在部分细节上体现出游牧民族特点；从地域传统看，该区与“山后”大同、宣化地区和“山前”北京地区的长城以南壁画墓多有交流。从壁画的内容与布局出发，可以将这一地区的辽金壁画墓划分为三大组别（表1.1）。A组基本不涉及游牧生活，不见驼车、行猎和备马等题材；整个壁面装饰以墓室后壁为中心，两侧对称表现进宴、乐舞等侍奉图像，尤以成组出现的备茶、备酒题材最为典型，墓门两侧和甬道则以门吏为主。这一组别又可细分为两小类：一类以墓室后壁的屏风床帐为中心（多作五扇），不见墓主形象，如辽墓中的七家M2、下湾子M5和朝阳扶风马令墓；另一类墓室后壁表现屏风环绕的假门，右壁通常作一桌二椅或墓主坐像，如羊山M1和下湾子M1。B组在墓室后半部也通壁装饰屏风，但与A组不同的是，壁画内容存在明显表现游牧生活的图像，如驼车、备马与行猎题材，木头城子、滴水壶和喇嘛沟辽代壁画墓即属此类。C组壁画和A组十分接近，从本质来说仍然是以多扇屏风为中心的布局模式，但孝行题材非常特殊，在燕山-长城南北一带比较少见[11]，代表墓例为宣化下八里Ⅱ区的辽末壁画墓M1[12]。

表1.1　长城以北辽金壁画墓布局

将内蒙古东南与辽西发现的蒙元壁画墓列表分析，可看出以上三类辽金墓葬壁画的布局和题材在其后的蒙元墓葬中一一得以延用和发展（表1.2）。具有A组风格的蒙元墓例以沙子山和元宝山两墓为代表，辽金墓葬中后壁以假门为中心的情况不复存在，转为多扇通壁屏风或端坐于屏风前的墓主坐像；东西侧壁依然承袭旧制，对称表现茶酒进奉的场景；墓门和甬道描绘门吏和伎乐（图1.1）。需要指出的是，这两处墓葬壁画中屏风上所描绘的山居、行旅等隐逸题材，与长城以南大同冯道真墓和齿轮厂元墓完全一致；茶酒并进的表现题材也与晋北地区的同时代墓葬类同；同时沙子山墓壁上部以金乌和玉兔表现日月的图像细节也与晋北地区辽墓相同。这些现象说明赤峰地区的蒙元壁画墓既在时段上承袭了辽金旧制，又在地域上与晋北地区保持着密切的文化关联。

表1.2　长城以北蒙元壁画墓布局

图1.1　赤峰元宝山元墓壁画布局（采自《文物》1983年第4期，第45页，图版五、彩色插页）

 

B组墓葬的游牧题材在蒙元时期表现得更为充分，同时形式上也相对固定，以三眼井（图1.2）和富家屯元墓（图1.3）为代表（考虑到墓主籍贯带来的墓葬传统取向，也将蒲城壁画墓归入此组讨论），围绕着后壁的屏风围榻或墓主形象，东西侧壁均有行猎和备马题材，其中行猎题材固定表现为出猎前的进酒饯行和游猎归来的乐舞迎归，分列于左右侧壁，与之相配合的备马题材则统一表现为树下拴马场景[13]。

图1.2　蒲城洞耳村元墓壁画布局（采自《考古与文物》2000年第1期，封面、封二上、封底）

 

图1.3　凌源富家屯元墓壁画布局（采自《文物》198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