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以上都为中心的蒙汉墓地

蒙古国时期，大批归降人户被强制迁往蒙古草原。元代陆续有汉军、新附军在草原地带镇戍或屯田；同时又以“土城”为中心，陆续聚集了汉地迁来的各色工匠。这些多种职业的汉人北迁人口聚集的地区中，以和林城[37]和上都城最具代表性。依托于草原城市的北迁“汉人”群体在长期留居过程中，必然和当地原住的蒙古族群发生文化上的接触和交融。这种文化互动又反映在墓葬面貌上，在各自葬制传统之外，涌现出新文化因素。下文将以元上都周边考古材料为基础，探讨蒙汉族群在墓葬文化上的相互影响。

按照墓地面貌与葬俗传统，可将元上都周边的几个墓群分为两大组别：一组以砧子山墓地为代表，反映了多种地域传统的汉人丧葬习俗，其中同一墓茔内的墓葬安排体现出“分家族、明昭穆”的治葬理念。其墓地营建与丧葬习俗也都表现出鲜明的汉地文化传统，与东北地区的女真墓葬和长城以南山西、河北地区同类墓葬颇多相似。另一组以一棵树墓群为代表，在墓葬建制及随葬品组合上体现出极具游牧文化特征的蒙古葬俗，以随葬成组马具、箭镞等武备类和纺轮等工具类器物为特征，殉牲现象普遍，大量随葬羊肩胛骨和羊胫骨。这些特点与砧子山墓群判然有别，却与蒙古国境内发现的12～13世纪的蒙古人墓葬面貌一致：应为蒙古族的聚葬墓地。

从上都周边这两组墓群的分布情况看，在长城以北地区，尤其是内蒙古地区，大规模墓群多依托于大型城址成片分布；蒙古人和汉人墓葬在区域分布上基本互不杂处，以族属为别形成各自集中的墓群；而这两组聚族而葬的墓群在保留各自墓葬传统的基础上，又在部分葬俗上彼此影响，体现出蒙汉丧葬制度的涵化与互动。

（一）元上都周边的蒙古族墓地

在探讨元上都周边墓群的蒙古族属之前，我们有必要先检点蒙古国地域内发现的蒙元墓葬，归纳其墓地营建、葬具葬制及随葬品组合的特征，并以之为比照标准来对上都附近的墓群族属做出辨析。

近年来蒙古境内发现了一批12～13世纪的墓葬，大概相当于中国蒙古时期和元代前期[38]。列比这批墓葬中出现的文化因素可知，这一阶段当地蒙古人墓葬的特点主要表现在五个方面：第一，墓葬可据随葬品组合明确判断出墓主性别，男性多随葬武器工具类的铁刀、箭镞、弓箭以及马具类的马镫和鞍鞒，部分身份较高者随葬有金饰件，如金躞蹀，女性墓的标志随葬品则包括妆奁具的耳环、珠饰、木梳、铜镜和工具类的铁剪锥、纺锤盘，头部位置常伴出桦树皮围制的罟罟冠；第二，随葬品以铁器为主，铜器次之，未发现汉人墓葬中习见的陶瓷器；第三，墓表无坟丘，但用石砌茔墙、堆石和大石板等作为墓地标记；第四，墓穴基本为类长方形土坑竖穴墓，无墓圹，葬式均为单人仰身直肢尸骨葬，无棺和木棺殓葬的情况并存；第五，殉牲现象普遍，流行在死者头部或足部放置羊肩胛骨和羊肢骨[39]（表1.5、1.6）。

以上述墓葬习俗和文化特征作为比照对象，上都西北的一棵树墓地在墓穴形制、葬具葬式和器物组合等方面明显与之类同，可以据此将一棵树墓群推定为蒙古人墓葬区。需要注意的是，一棵树墓地中的墓葬面貌，除少数与前述蒙古国境内发现的墓葬完全一致的墓例，多数墓葬均或多或少地出现了传统蒙古族墓葬中未见的新因素。限于该墓群屡遭盗扰的保存现状，我们无法根据现有材料确定每一座墓的确切年代；如果单从该墓群内部的材料出发，也很难整合出葬制与随葬品的演变趋势。这就需要借助于相近地区其他的墓群资料作为参比对象。下文将以一棵树墓地为中心，结合其西正镶白旗的两处蒙古族墓群——三面井和伊松敖包墓地进行整合研究，希图据此勾勒出内蒙古东南部蒙古人墓葬长时段的文化特征，更可通过三处墓地在墓穴营建和随葬品组合上的分组，尝试探讨上都周围蒙古人墓葬的发展演变和阶段特征（表1.7）。

表1.5　蒙古国境内12～13世纪蒙古族男性墓葬

表1.6　蒙古国境内12～13世纪蒙古族女性墓葬

表1.7　内蒙古东南部不同期属蒙古族墓葬的演变特征

1.早期墓群：三面井墓地[40]

该墓群位于上都以西、锡林郭勒盟正镶白旗乌宁巴图苏木三面井嘎查北约2千米的山坡上。目前清理发掘的10座墓葬皆为类长方形（长方形或长梯形）土坑竖穴墓，葬具皆为木棺。地表未见墓茔，而全用堆石作为地标，且堆石形状统一，均为类长方形，与墓穴形制一致。随葬器物延续了11世纪以来蒙古族墓葬传统的组合模式，男性墓以铁马镫和铁刀为代表，女性则随葬铜镜、铁剪、纺轮和罟罟冠。殉牲现象普遍，半数墓葬在死者头部或脚部放置羊肩胛骨（图1.10：1）。值得注意的是，这一阶段少数墓葬中的木棺开始使用三道铁箍和铁护脚加固[41]。

2.中期墓群：一棵树墓地[42]

该墓群位于元上都西北8公里的一处山坡上，共发掘26座。在墓穴营建上，出现了形制规整的石砌茔墙，共有7处，茔墙形状基本为长方形，一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