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关陇与伊洛：两类不同模式的仿古陶器

一　关陇与伊洛：两类不同模式的仿古陶器

洛渭流域蒙元墓葬最引人注目的，当属各成体系的仿古陶礼器。其在关中西安[36]、宝鸡[37]、延安[38]等地、甘肃漳县元代汪氏家族墓[39]和河南洛阳王述墓[40]、赛因赤答忽墓[41]中均有集中出土。这一现象近年来引发了学界对蒙元时期仿古随葬器用的探讨和宋元礼制建设的思索。谢明良将关陇和伊洛两地蒙元墓中出土的簠、簋、爵、豆等陶器与礼图系统对比，考证出原报告中定名为“仓”“盒”之属的带盖方、圆容器应为簠、簋组合，并进一步指出“跨越今陕甘两省的部分地区曾存在着一股模仿《三礼图》礼器以为随葬仪物的风潮。与此相对的，洛阳地区元代墓葬陶器则是采行了北宋宣和年间重修的《宣和博古图》的系统。”[42]该论证为这批蒙元墓葬中的“异形器”正其名、定其源，引发了学术界对墓葬器用仿古化现象的重视。许雅惠指出，《宣和博古图》对宋元以降州府庙学以及民间礼器系统的影响，更大程度上是通过以《博古图》为基础修纂的礼书《绍熙州县释奠仪图》等礼图来完成间接流传的，赛因赤答忽墓中随葬的大量仿古陶器即属此类[43]。

然而细查出土随葬实物可见，《三礼图》和《博古图》所录礼器样式并不能完全涵盖洛渭地区蒙元墓中的仿古陶器形态；可知关陇和伊洛地区的陶礼器模式，也并非遵循单一的礼图体系。关中、陇右蒙元墓中所谓“仿《三礼图》系统”的陶礼器组合，并非全为聂崇仪勘定的礼器面貌：关中地区蒙元墓中出土的“雀形杯”“龙柄勺”，应为爵与璋瓒，皆取式于《三礼图》；大量随葬的簠、簋组合，均作外圆内方或外方内圆，盖面装饰又分有无龟纽之别，有别于聂氏《三礼图》簠簋盖有龟纽的单一模式；西安、宝鸡等地几乎每墓必出的贯耳陶壶在形制上却颇合古制，更接近《重修宣和博古图》的礼器系统（图4.14）。漳县汪氏家族墓的仿古陶器组合则更为庞杂，其中簠簋样式与关中地区相似；笾豆、蜃尊见依《三礼图》；而陶爵口沿下出象首鋬以及鼎、盒盖顶上装饰龟纽的模式，则鲜见于其他地区；此外，有别于特殊的象首陶爵，汪氏中的铜爵样式均可在《博古图》中找到比对样例，而与聂氏《三礼图》“雀别置杯于背以承酒”的模式全然不同。洛阳地区的两座元末墓葬所出陶礼器类目丰富，恰全合《重修宣和博古图》的器用规范（图4.15）。

 

图4.14　关中、漳县地区仿古陶器与礼图对比图（采自《中国国家博物馆馆刊》2013年第10期，第69页，图七）

 

1.宝鸡元墓陶贯耳壶；2.《宣和博古图》贯耳弓壶；3.宝鸡元墓陶簠、簋；4.《三礼图集注》簠、簋；5.漳县汪氏墓陶豆、登；6.《三礼图集注》豆、登；7.延安虎头峁元墓陶爵；8.《三礼图集注》爵；9.漳县江氏墓铜爵；10.《宣和博古图》商爵

 

综上可见，关中、陇西和伊洛三地蒙元墓葬中发现的仿古陶器似乎并非单纯照依《三礼图》或《博古图》各自确立的礼图体系，表现出更为复杂与丰富的区域性样式，这种区域性应有更广泛的礼器样制来源，或参考了其他礼图模式，或与当地礼学派系和器用传统密切相关。

 

图4.15　伊洛地区蒙元墓出土仿古陶器与礼图对比图（采自《中国国家博物馆馆刊》2013年第10期，第70页，图八）

 

1.赛因赤达忽墓出土陶、簠；2.《宣和博古图》周太师望簋；3.《绍熙州县释奠仪图》簠；4.赛因赤达忽墓出土陶著尊；5.《宣和博古图》著尊；6.赛因赤达忽墓出土陶象尊、牺尊；7.《宣和博古图》象尊、牺尊；8.赛因赤答忽墓出土陶山尊；9.《绍熙州县释奠仪图》山尊

 

伊洛地区是金末元初“朱学”北传的中心，时以姚枢、窦默、许衡为代表，形成了“伊洛之学遍天下”之盛况。在这一前提下，不难理解洛阳王述和赛因赤答忽两墓仿古陶器在类别和造型上忠实取法于《重修宣和博古图》和《绍熙州县释奠仪图》模式的现象。关中地区蒙元墓则多与降元的遗金官员或金源儒学世家群体相关，其所用礼器样制参据唐宋礼乐沿革而成，杂糅了《三礼图集注》和《重修宣和博古图》为代表的两类礼器系统，而又以《三礼图》体系为主[44]，很可能反映了唐以降关中经学传统在补器模式上的取向。是以关中墓葬中簠簋、爵、豆、璋瓒均类似《三礼图》样制，而壶式参佐《博古图》。同时，关陇元墓发现的无龟纽“簠簋”之式，见于元代广为刊印传行的《事林广记》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