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奉先荫嗣：兹享永祭，垂佑子孙通过对墓室装饰图像和随葬品的综合研究，我们发现墓室不仅仅为死者构建了歆享供养的永久居所，亦通过营造供奉或祭祀墓主的场景，达到庇佑子孙的目的。其明确体现着墓主与在世子孙的双赢“互酬”关系，所谓“神灵安而子孙盛”。首先，以宋（金）元墓葬流行的堂款观之，除“乐安”“福寿”之外，有两处堂名值得关注。其一为侯马金明昌七年（1196年）董海墓[119]前室北壁墓门堂款，墨书“庆阴堂”三字。“庆阴”，典出《汉书·礼乐志》，所谓“灵之至，庆阴阴[120]”。所咏为皇家郊祀降神的礼仪活动。而在《宋史》中，“庆阴”的出现大多与景灵宫等祭祀场合的降神仪式有关，“孝孙承之，陟降在庙。诚意上交，庆阴下冒”，“神之歘至，庆阴杳冥”，“灵之来至，垂庆阴阴”[121]。以此观之，侯马金墓堂款中的“庆阴”二字，应作“请降墓主之灵以为祭祀”之解；庆阴堂，即为降神祭祀之所。其二为河南尉氏元墓墓门上方的“时思堂”。“时思”者，取义《孝经》“卜其宅兆而安厝之，为之宗庙以鬼享之，春秋祭祀以时思之。”这同样暗示了堂款所在空间“四时祭祀”的功能性。按陆士衡《挽歌》云：“寿堂延魑魅。”宋人注曰：“寿堂，祭祀处。”[122]可知至少在宋代，寿堂在安葬死者的同时也具备祭祀先人的功用。再结合山西、河南金元墓的两处堂款，或可推测宋元之际北方地区墓祭的开展，不仅仅是以整个墓茔为对象进行的地表仪式，墓室本身亦刻意营造出祭祀氛围，似乎构建着相应的地下仪礼空间。针对这一现象，我们也可从这一阶段其他墓例题记及整个墓室空间的“设位陈器”布局考量。前引陕西甘泉柳河湾村明昌七年金墓的壁画提供了一个有趣的切入点。在与“香花供养”题记相对的壁面，左右绘有成对的瓶花一组，居中匾额上题“客位”。此处成对出现的瓶花与对面“香花供养”题记相呼应，即为“花供”（图5.40）。需要注意的是，宋以降成对的瓶花具有十分固定的使用场合：只用于宗教供奉或“家堂香火”[123]，且多与香炉形成一炉二瓶的香花供器组合，是为“三供”。元代祭祀太社太稷时，用“陶器三，瓶二，香炉一”[124]，《新刊全相平话五种》以元人视角展示的汉高祖祭奠场合中也可见三供作为香花祭器的使用场景[125]（图5.41）。那么，“客位”二字又作何解呢？

图5.40　甘泉柳河湾村金明昌七年墓东北壁“香花供养”与西北壁“客位”（采自《中国出土壁画全集·7》，第436页，图394；第439页，图397）

图5.41　《新刊全相平话五种》之吕后祭汉王图中的香花炉瓶供器（采自《新刊全相平话五种》，第341页）

《仪礼集说》云：“神位于室则居主位，于堂则居客位。凡受礼于庙而不于户牖之间行礼者，必设神位于客位，示有所尊且敬其事也。”可知在元代祠堂祭祀中，客位陈设祖先神主或位牌，以敬受供祀尊礼；客位，即宗位。江西萍乡出土的一炉二瓶组合之花瓶底部，恰恰墨书“宗位”二字，示其设于先人神位前祭供之用，正与文献香花奉神的记载相合[126]。实际上，墓室中“位”的表现，本身就代表一种礼仪环境中主体地位的象征与界定[127]。它的存在，既象征接受供祀的祖先神位，又指代践行祭奉仪节中的子孙列位。与甘泉金墓相似，晋中元墓中也有一批明确表现祖先之位的墓例。山西文水北峪口[128]和交城裴家山元墓[129]中，墓主夫妇坐像正中的供案上，安放着“祖父之位”和“宗祖之位”的趺坐牌位；在这一场景中，墓主夫妇所代表的“先考妣”和其他祖先一并，代表传承有序的家族血脉关系，世代永享子孙的供奉[130]（见图5.5、5.6）。而山西屯留县康庄工业园区韩赟墓则提供了“位”的另一指代意义：该墓左右侧壁上的“此位”题记下，标明了作为“祭正”的韩氏子孙之名，其与茶酒备荐壁画场景一并，示意着